公元933年,后唐长兴四年。孟知祥未经朝廷诏令,便以墨制的形式署任赵季良五人为本镇节度使。不久,朝廷正式拜孟知祥为剑南东西两川节度使,封蜀王,同时授予赵季良为检校太保、黔南武泰军节度使,成为孟知祥麾下举足轻重的人物。而孟知祥在赵季良的辅佐下,势力愈发壮大,野心也随之膨胀,割据蜀地、称帝建国的计划逐渐提上日程。
同年,后唐明宗李嗣源驾崩,朝廷内部陷入动荡,无力再对蜀地施加重压。孟知祥趁机加快了称帝的步伐。
公元934年,后唐应顺元年。在一系列紧锣密鼓的筹备之后,孟知祥在成都即皇帝位,国号蜀,史称后蜀。赵季良凭借着多年来的卓越功勋,毫无争议地被拜为宰相,位居百官之首,一时之间,权倾朝野。《十国春秋·后蜀高祖纪》记载:“闰月己巳,王乃即皇帝位于成都,国号蜀。二月癸酉,以赵季良为司空兼门下侍郞、同平章事,领武泰节度使如故。”
新朝初立,百废待兴,内有民生凋敝、百业待举之忧,外有强邻环伺、虎视眈眈之患,每一项决策都关乎着国家的兴衰存亡。
作为宰相,赵季良统筹全局,积极推行一系列新政,旨在恢复经济、稳定社会秩序。他深知农业乃国之根本,遂大力鼓励垦荒,下令减轻农民赋税,组织兴修水利工程,引都江堰之水灌溉农田,使得大片荒芜之地重新焕发生机,粮食产量逐年递增,百姓仓廪渐实。同时,他还重视商业发展,在成都设立专门的商市,鼓励各地商人前来贸易,减免部分商税,一时间,蜀地商业繁荣,经济复苏,市场上货品琳琅满目,人来人往,热闹非凡。
在政治上,赵季良整顿吏治,严格选拔官员,废除了后唐时期一些繁琐且不合理的官场旧制,推行廉政之风。他亲自主持修订法典,明确各级官员的职责与权力,严惩贪污腐败之徒,使得官场风气为之一新,政令畅通无阻。对于那些政绩突出、廉洁奉公的官员,他不吝赏赐,予以提拔重用;而对于违法乱纪、鱼肉百姓者,则绝不姑息,坚决予以惩处。在他的铁腕治理下,后蜀朝廷呈现出一片清明之象,官员们各司其职,兢兢业业,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。
为了加强边防,抵御外敌入侵,赵季良又协助孟知祥重新部署军事力量,在边境修筑堡垒,屯驻重兵。他慧眼识才,提拔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将领,如张公铎、赵廷隐等,对他们委以重任,让他们驻守关键之地。同时,加强军队训练,引入先进的战术与兵器,使得后蜀军队的战斗力得到显着提升。在面对外部势力的挑衅时,后蜀军队能够沉着应对,多次成功击退敌军,扞卫了国家的领土完整,让周边的割据政权不敢轻易来犯。
然而,天有不测风云。孟知祥在位仅半年,便在当年七月病重,乃立长子孟昶为皇太子,并在弥留之际召见赵季良,让他与李仁罕、赵廷隐以及枢密使王处回、捧圣控鹤都指挥使张公铎、奉銮肃卫指挥副使侯弘实一同受遗诏辅政。
这六人顾命班子,其实用意深远。位居相位的赵季良早年由后唐入川,做过孟知祥的西川节度副使,为孟氏霸业运筹帷幄,功劳卓着。孟知祥由蜀王而称帝,赵季良也是带头劝进者,因佐命功高,而备位宰相。赵季良智识宏远,又忠于孟氏,是难得的辅弼之才。武信军节度使李仁罕是孟知祥创业
“五节度使”
之一,与其外甥宁江军节度使张业皆以勇战闻名。孟知祥起兵反后唐之后,李仁罕陷遂州,拔忠州,破万州,陷云安监,克夔州,战功赫赫,尤其是
“峡江之捷,仁罕功居多焉”。孟知祥称帝后,以李仁罕为卫圣诸军马步军指挥使,兼领武信军。保宁节度使赵廷隐是孟氏麾下第一猛将,“拳勇有智略”
无人可及。无论是抗击后唐,还是兼并董璋,赵廷隐都立下大功。
另外三位辅政大臣,枢密使王处回是个性宽厚爱士,颇有机略之人,深得孟知祥的信任。太原人张公铎虽是武将,但倜傥有节义,好文史之学。孟知祥在后唐做北都留守的时候,将其录为亲从,出镇成都之后,又补为牙校。在孟氏与董璋的弥牟镇之战中,张公铎率众大呼杀敌,所部士卒无不以一当百。张公铎早年就是孟知祥的亲信旧臣,当时担任捧圣控鹤都指挥使,执掌皇帝亲军兵权,对于孟蜀宫廷安全有关键意义。侯弘实原为后唐叛将李绍琛部下,西川节度使孟知祥击败李绍琛之后,收为己用。在击败董璋的战争中,侯弘实颇与有功,而且为人循谨而沉毅。
在上述六人之中,唯一可能会有异志的就是李仁罕。早在后唐明宗李嗣源准备征讨两川之时,李仁罕及其外甥张业就曾企图谋害孟知祥,向后唐投诚。不过,处于稳定形势的考虑,孟知祥隐忍不发。在后来的战争中,李仁罕也确实立了很多功。后蜀建国之后,孟知祥未及处理隐患,就过早病故了。任命李仁罕为顾命大臣,很可能是为了稳住他。李仁罕与赵廷隐有历史仇怨,两人因为抢功,甚至险些刀兵相见。孟知祥将此二人同时安排进了辅政班子,目的就是令其互相制衡。
孟知祥刚死之际,后蜀政权就面临最高权力交接的风险考验。最先知道孟知祥驾崩消息的是值于禁中的枢密使王处回,他连夜将消息告知赵季良,而后又去见李仁罕,发现李仁罕正严整军备以待,显有所图。于是,王处回并未告知孟知祥已死的消息。待到孟昶继位,一切尘埃落定,孟知祥死讯才正式发布。如此操作,就是因为当时强将握兵,专伺时变,所谓
“强将”
就是李仁罕。李仁罕并不甘心失败,在他看来,幼主孟昶不过是个毫无能力的稚子,根本没有放在眼里。
公元938年,后蜀广政元年。李仁罕
“自恃宿将有功,复受顾托,求判六军”。所谓的
“判六军”,更为完备的说法是
“判六军诸卫事”,原本是唐朝旧制,以判六军诸卫事为禁军六军与诸卫的最高统帅。按照惯例,这个职位一般是太子、宗室或者皇帝的亲信方能担任。李仁罕当时的地位并不足以出任此职,如此跋扈狂妄,是在暗示孟昶交出兵权。立足未稳的孟昶虽然对此十分恼怒,但是为了稳住李仁罕,也还是加仁罕兼中书令,判六军事。表面看皇帝在示弱,但与此同时,孟昶任命与李仁罕怨隙极大的赵廷隐为副职牵制他。由此可见,孟昶虽然年轻,但绝不昏庸,颇有几分手腕。
另一方面,孟昶着手培植自己的亲信势力。他自置殿直四番,选取将家及死事孤子为成员,并任命李仁罕子继宏、赵季良子元振、张(知)业子继昭、侯洪实予令钦及崇韬等人为都知统领,其中将李仁罕之子等人纳入,目的恐怕是监视控制。
布置妥当之后,孟昶决定先发制人,以非常手段一举解决李仁罕及其党羽。孟昶与捧圣控鹤都指挥使张公铎、医官使韩继勋、丰德库使韩保贞、茶酒库使安思谦等素怨李仁罕的藩邸旧人一起密谋,趁李仁罕入朝,命武士将其捕杀,下诏公布其罪,并诛杀其子李继勋和党羽宋从会等人,以雷霆手段铲除权臣,稳固了自身统治。李仁罕被杀对后蜀宿将老臣们震动很大,他们都算领教了孟昶的狠辣果断。
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权力交接中,赵季良始终坚守初心,以稳定大局为重。他一方面协助孟昶安抚各方势力,利用自己多年积累的威望与智慧,巧妙周旋于诸位权臣之间,化解矛盾,避免了内乱的爆发;另一方面,他加紧整顿朝政,确保政令畅通,为孟昶亲政后的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。在赵季良的悉心辅佐下,后蜀政权逐渐走出动荡的阴霾,向着稳定与繁荣的方向迈进。
在成功铲除李仁罕一党后,孟昶对赵季良越发倚重,朝廷大事多与他商议定夺。赵季良深知孟昶年轻气盛,虽有果敢睿智的一面,然治国理政经验尚浅,故而愈发勤勉,事无巨细皆悉心操劳,一心只为后蜀的长治久安。
公元940年,后蜀广政三年。赵季良上书孟昶,请分担政务压力,孟昶遂命他与毋昭裔、张业分管三司,兼管户部。赵季良虽年事已高,精力不如往昔,却依然兢兢业业,处理政务一丝不苟,为后蜀的财政稳定做出了卓越贡献。
公元946年,后蜀广政九年。这一年,赵季良终因积劳成疾,一病不起。不久病逝,享年六十四岁。赵季良临终之际,他强撑病体,向孟昶进最后忠言,言辞恳切,皆是关乎国家兴衰、民生疾苦之要略。孟昶守在榻前,望着这位为后蜀奉献一生的老臣,不禁潸然泪下,心中满是悲痛与不舍。赵季良逝世后,孟昶悲痛万分,辍朝三日,以示哀悼。追赠其为太保,谥号
“文肃”,以表彰他一生的卓越功勋与高风亮节。
纵观赵季良一生,生于乱世,辗转于各方势力之间,却始终坚守初心,以济世安民为己任。他凭借卓越的智谋、果敢的决断,辅佐孟知祥成就霸业,建立后蜀;又在孟昶年幼即位、政权不稳之际,挺身而出,稳定大局,为后蜀的延续与发展立下不朽功勋。
赵季良的一生,贯穿了五代十国的动荡岁月。与同时代的诸多谋臣相比,赵季良亦毫不逊色。
五代十国时期,各方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,诸多谋士良臣各为其主。如后唐郭崇韬,智谋超群,辅佐李存勖南征北战,成就霸业,然而却因功高震主,不得善终;吴越钱镠麾下的罗隐,以诗文名世,亦有济世之才,为吴越国的发展建言献策,但其影响力多局限于文化与局部治理。
赵季良则兼具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多方面的卓越才能,有着独特的谋略风格。他既有着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,又注重细节,善于在复杂的局势中找到突破口,其成就与智慧的全面性,在同时代中独树一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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